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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22-04-26 點擊率：13
周大地，曾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所長，現任中國能源研究會常務副理事長，長期從事能源經濟、能源政策和能源發展戰略問題研究。
4月初，在“內陸核電廠環境影響評估研究課題審議會”的會議間歇，周大地接受了本刊記者的采訪。整個交談過程中，這位年近七旬的專家不僅睿智幽默，更流露出對中國核電的支持，以及對內陸核電的信心。
此前，有媒體問及中國新能源十年來最大的成就時，他就曾第一個提到了核電。在他看來，核電在中國是不可或缺的，核電對中國來講是戰略必爭的能源支柱之一。
核電需要客觀的安全評價
日本福島核事故，引起了社會公眾對核電安全的質疑，甚至形成了一些人“談核色變”的恐慌心理，更使我國核電事業一度遭遇寒冬。
在采訪中，談及核電是否清潔安全，周大地給予了充分肯定。“中國發展核電主要基于兩個方面，一是要滿足日益增長的能源供應，二是考慮能源供應的安全和清潔。核電是清潔的，這毫無疑問。與此同時，我國的核電技術和建設標準已經走在世界前列，只要按這樣的高標準穩步推進，我國的核電也是非常安全的。”
“在世界核電發展的這五十多年歷程中，僅出現了美國三里島、蘇聯切爾諾貝利、日本福島這三次影響比較大的核電事故。美國在三里島事故中進行了預防式人員疏散，但工程安全屏障啟動了非常有效的自動防護措施，業內一致認為三里島事故對環境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有資料顯示，在1979年美國三里島壓水堆核電廠事故后，對三里島核電廠附近80公里內的公眾進行檢測時發現，平均每人受到的輻射劑量低于全年天然本底的百分之一。切爾諾貝利事故聯合國組織的歷時20年的正式調查結論是可以歸結為事故輻射導致的實際死亡人數（包括以后可以歸因事故輻射產生的甲狀腺癌癥死亡）一共不到50人，而福島事故沒有人因輻射致病或死亡。
“事實上，因其他能源引起的安全事故、環境污染天天都在發生，但很多人卻習以為常甚至麻痹了。以煤礦事故為例，每年都會發生大大小小幾十次嚴重事故，每次事故的死亡人數，少則幾個人，多則幾十人。傳統化石能源在開采加工過程中也存在安全風險，以及對地質結構、空氣質量、生態環境的破壞，由此引發的人體健康等種種問題。大家往往司空見慣地認為，這些能源的開發和利用是安全的，對各種安全風險缺乏科學的認識。” 周大地提到了國際上實際發生過的一系列大型礦難、油氣管道爆炸、石油泄漏、石化加工生產等諸多事故，其中一次死亡少則數十人，多的一次死亡竟達幾千人，還有數萬人終身殘疾（印度泊帕爾化工廠的毒物泄漏事件）。
因此，“安全和不安全是比較而言的，各種能源都存在安全評價的問題。對比其他類型能源的安全事故，核電事故的發生頻次及人員傷亡相對是極低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核電不僅是清潔的、也是安全的。對中國而言，核電是不可或缺的低碳能源。”
希望核電可貢獻一次能源的15%以上
美國是目前世界核電裝機容量最大的國家，美國薩默爾核電廠2號機組于2013年3月11日開始建設，底板混凝土澆筑成功，顯示出政府在福島后繼續發展核電的堅定信心。目前美國的核能發電量仍占全國電力總需求的16%左右。法國作為核電占比最高的國家，核電發電量占全國電力總量的78%。而目前中國核電僅占全國發電總量的不到2%，實際貢獻仍處于相當低的水平。如何理解2%的比例呢？
周大地首先談到了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和政治考慮。“發展中國家為什么核電普遍比例低？長期以來，工業化國家也就是發達國家在核電技術上有所壟斷，核電不僅在初期投資和技術要求方面比較高，而且進入門檻越來越高，不但有技術門檻，還有政治門檻。很多發展中國家想發展核電，但力不從心。尤其是西方國家強烈反對一些發展中國家例如伊朗發展核設施，其主要原因是政治因素。”
目前，中國面臨著調整能源結構、應對氣候變化、減少環境污染的多重壓力，這種情況下，核電可以在一次能源供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談到核電的發展潛力時，周大地作出了大膽的設想，“如果我國核電能夠保持穩定良性的發展，未來應該可以貢獻一次能源的15%以上，假如我國的核電能實現裝機4億千瓦的長期目標，就相當于取代近9億多噸的標煤。目前中國的煤炭消費總量是36億噸，如果核電能替代這其中的1/4,對解決環境污染、空氣質量等問題意義重大。”
那么，對比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核電在替代化石能源方面還有哪些優勢呢？周大地給記者算了一筆賬。
“在可再生能源供給方面，風能、太陽能的規模算比較大的。目前，我們開發了6000多萬千瓦的風電，就已經遇到了電網接納能力方面的問題。今后如果能夠成功實現10億千瓦風電的上網，也大概只能替代6億噸標煤。風電要實現10億千瓦裝機要解決的問題仍然很多。中國的太陽能發電經過這些年的努力，目前的總量大約只有三四百萬千瓦，暫且不說這三四百萬千瓦與10億千瓦的距離，即便太陽能做到10億千瓦，也只能替代不足3億多噸標煤。風電和太陽能發電大規模發展必須解決儲能和調峰問題，而且還會產生不容忽視的電能損失。因此，真正從能源貢獻的角度來講，4億千瓦核電作出的電能貢獻，依然比10億千瓦風電和10億千瓦太陽能加起來的貢獻還要大。”
“從發電成本上來講，核電的優勢更為明顯。現在的核電上網價格即使考慮乏燃料后處理及退役的費用成本因素，也已經可以與煤電相競爭。但目前風電和太陽能還需要政府補貼，如果將調峰和儲能的情況考慮進來的話，將比現在的價格還要高。”將核電與風電、太陽能進行了比對后，周大地攤開手笑著說：“核電比其他新能源經濟，又比傳統化石能源清潔安全，這么好的東西，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搞呢？”
中國內陸核電屬國際高標準
“絕對高標準！”談到我國內陸核電的設計水平和安全性，周大地滿懷信心。
他用一個幽默的例子，談了自己對中國內陸核電安全保障的看法。“比如說我的車掉進百米深的溝里，誰能要求車子必須摔不壞？那是不可能的。只能說把路修好，小心駕駛。盡管福島核電站發生了事故，但不能說核電技術本身就是不安全的。造成福島發生事故的一些外部因素都是核電技術以外的因素。所以，我們要考慮并預防各種外部因素，設置世界上最嚴格的安全標準。在某些方面，我國采取的標準比國外部分新建電站的要求還要嚴格。中國規劃的內陸核電項目，要比美國、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內陸核電技術更安全、更有保障。國外很多內陸核電，即使運行了幾十年的，目前仍可繼續安全平穩運行。”
“有人說中國人即使有先進技術也不一定能管理運行好，這是一種民族虛無主義。在現有條件下，中國的制造能力已經實現世界第一了。一些高技術只要我們認真做也可以做出來，天上飛著我們自己的衛星和航天飛船，這就是最好的說明。內陸核電的問題首先要講科學，在方法論上達成一致，不能跟著輿論隨波逐流。安全不安全、先進不先進，都要用科學的方法來評價，不能憑感覺，要針對關鍵性問題一一對照，這次內陸核電廠環境影響評估的課題研究就是科學的手段和方法。”談起當天參加的內陸核電廠環境影響評估審議會，周大地對這種科學的研究表示了支持和贊賞。
關于沿海核電與內陸核電所面臨的不同境遇，周大地認為二者之間不應該有重大區別。“現在很多人對內陸核電有所擔憂，其實，沿海、內陸不應該有重大的區別，尤其不應該說沿海的比內陸的更安全，或者說發生問題時沿海就不重要，我認為這個判斷標準應該是一樣的。當然，在統一的標準下，還應根據不同的水文條件、地址環境等區域差異對選址、冷卻等實際情況進行具體分析。未經過具體分析就一概而論地說內陸如何、沿海如何，這本身就是不科學的。”
科學地進行政策引導和公眾溝通
近年來，各地“恐核癥”現象不斷出現。究其原因，既缺少知識普及型的宣傳，也缺乏針對不同知識結構的公眾進行差異化溝通，也與宏觀層面的調整有些關系。
關于核電的公眾溝通，周大地認為：首先，科學家、專家學者要有科學的態度，不能盲目跟風國外輿論，或迎合某些利益群體的偏好，應該保持客觀的科學精神。其次，媒體的報道也要尊重科學，不能為了抓眼球隨意片面夸張，形成誤導。西方新聞界有個說法是“沒有壞消息就是沒有消息”，我們不能也這樣搞輿論宣傳。“例如美國的福克斯電視廣播那樣，在報道伊拉克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時連篇累牘，而后來沒有發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時則一帶而過，以至其忠實觀眾很久都不明真相。”媒體宣傳也必須講科學性，對人民對國家真正負責。
政策的穩定和延續對我國內陸核電發展至關重要，在談到核電政策時，周大地明確提出：宏觀層面針對具有比較復雜的科學性內容的問題制定政策前，有必要組織科學、系統的專業論證。“我個人認為制定政策前關注公眾反饋是有必要的，但前提是公眾層面是否具有科學的認識，如果公眾的反饋中缺少科學認識，這種情況下還是需要尊重科學和客觀實際。涉及科學技術層面的宏觀決策，需要先從科學技術層面得到論證，再上升到宏觀政策層面加以貫徹。以福島事故發生后為例，在沒有經過相關科學技術界作出評估時，宏觀層面馬上決定停止審批新項目，我個人認為這種決策過程本身就可能不夠科學。”
周大地用美國核電的審批舉例說，美國關于核電安全問題的相關政策，就是先由核管會進行專業評估提出具體意見后才進行政治方面的決策表態的。
關于“十二五”期間不安排內陸核電項目的有關決定，周大地認為：“關于內陸核電，可以有反對的聲音，但若要制定政策，需要有科學的依據。核電項目是個復雜的科學問題，躲避矛盾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只有用系統科學的討論和專業研究，才能消除誤解，統一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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